难忘的研究生岁月

我是在1978年十月初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的。那年我35岁。

当时的研究生生活很艰苦。特别是我，一个月不到60元的工资，妻子工资也很低，既要供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又要保证我在北京读书的需要。北京的生活历来比成都贵，我千方百计节衣缩食，把每个月的生活费压缩在35元以内，除了伙食费，只有理发、寄信等少量开支。在我的记忆中，三年我不曾买过一件新衣裳。我每两个星期自己拆洗一次被盖，冬天依然睡草席（北京人称为“凉席”），以至许多北方同学都对我的“不怕冷”赞叹不已。一件对门襟的棉袄，一件毛衣，一条毛裤，一条围巾，这便是越冬的全部“武器”。我人瘦颈长，围巾对我至关重要，我差不多是北京的冬天第一个系围巾的人。这样的装束曾被同学玩笑地称为“五四青年”，很有点像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的打扮。我至今还有当时的照片为证。我把我的旧自行车也托到了北京，为的是出门听课办事方便，节约交通费。伙食吃得更为简朴，连贵一点的菜都舍不得买，更不用说吃肉了，几乎是塞饱肚子、聊以充饥而已。有时候，星期天到新街口的四川面馆吃一碗“回锅肉面”，就算是打了一顿“牙祭”。

研究生的学习又是紧张的。“文革”禁锢了学术研究十多年，一下子开放了，涌进许多书籍、资料、文献，我们每个同学都如饥似渴地看书，索取新的知识。当时我们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没有自己的校园，靠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子简易办学。这所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学习环境很好，尤其是它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借阅方便。我们每天基本上是上午听课，下午和晚上去图书馆自学、看书，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寝室———教室———食堂———图书馆这“四点一圈”的运动。我从来没有早上睡懒觉的习惯，当学生更得按时起床，简短的晨练之后就是读外语，然后匆匆吃过早饭，赶到教室听课。中午有时候短暂地打个盹，有时候也就没有休息，接着消化上午的听课或读书。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文体活动更少，这更为我们充分利用每天晚上专心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紧张的有规律的学习生活，我感到日子过得很充实、很快，丝毫也没有单调、枯燥的感觉。

由于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号称“黄埔一期”，所以得天独厚，幸运之至，差不多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如于光远、陈岱孙、刘国光、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胡代光、陶大镛等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的讲授，对我这个初出四川盆地，到首都见世面的学子来说，从学术观点到研究方法都有全新的感受，激发起自己强烈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我的三位指导老师仇启华、黄苏、郑伟民，更以他们丰厚的学识对我耳提面命，启发督促，关怀备至，尤其使我在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两年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我常常不顾严冬与酷暑，驱车到北大、人大、社科院等处，听过许许多多的学术讲座、报告，选修了若干相关的经济学课程。在仇启华老师的指导下，重点研读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H·H·伊诺泽姆采夫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下两册）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当代现实》等专业学术著作，这些都为我硕士论文的写作以及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较为丰厚的理论基础。

我的硕士论文《剩余价值规律在当代》，就是在仇启华和黄苏老师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当代》这篇著名的学术论文的启发下选题、构思、写成的。我的论文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论，论述了当代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新特点，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论文提纲最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发表，在同学中有比较好的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生活过于清苦、营养不良而学习任务又很繁重，1981年3月，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我患上了乙型肝炎，牵动了班上每一位同学和研究生院许多老师、工作人员。他们鼓励我充满战胜疾病的信心，给了我当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的照顾——把楼梯间腾出来让我享受单间，便于隔离和输液，又破例同意我回成都边治病边撰写论文。其景其情，今天历历尤在眼前。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给予我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有治学的，更有人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使我的思想升华到新的境界，终身受益无穷。